近來萬達、復星等“海外投資先鋒”受到廣泛質疑和一定程度的“打壓”。其實，海外投資是非常復雜的問題，理性與否體現(xiàn)在標的選擇和規(guī)模控制，資金來源、杠桿率則關系到企業(yè)安危乃至國內金融機構的風險敞口。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商品、資訊、資本的雙向流動是必然趨勢。部分企業(yè)對“走出去”尤其熱衷。例如王健林在2017年1月冬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萬達每年固定有50-100億美元的對外投資，側重在娛樂和體育產業(yè)。

民企在不影響國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享有自主權，但在遺產稅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大肆把從中國賺的錢轉移到海外有逃稅之嫌。

周小川所指的“不良動機”

2017年3月10日，周小川行長指出“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在數(shù)字上增長相當快，但這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跟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yè)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體育、娛樂、俱樂部，對中國也沒有太大的好處。”他還提到三個“有一些”——有一些過熱情緒、有一些跟風、有一些動機不良。

周小川所指的“不良動機”恐怕是資產轉移，不妙的是王健林坦然承認了自己的動機。

2015年10月30日，王健林在哈佛大學發(fā)表公開講演表示：

第一、海外投資的結果確確實實就是“資產轉移”或者說是資產在海外的新增。但資產轉移或者在海外投資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說吃飯，那吃飯是對還是錯？用公款去吃就錯了，自己出錢吃就沒事，海外投資的道理也是一樣。所以你問海外投資是不是轉移資產？確實是轉移資產，但關鍵要看是合法還是非法，這才有對錯。

 

第二、中國企業(yè)向海外擴張，民營企業(yè)到國外去發(fā)展，這是國家號召。去年年底，國務院專門出臺了引導支持民營企業(yè)海外投資的有關規(guī)范意見，號召我們到海外去投資。我到海外投資，往大說一點，這是響應國家號召。

 

第三、萬達的錢既不是偷的搶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賺出來的。我們自己辛苦賺的錢，愛往哪兒投就往哪兒投。企業(yè)的投資自由或者資本流動自由本身就是國家法制水平的基本衡量標準。企業(yè)如果沒有投資自由權，這個社會也就無所謂自由和公平了。

2016年2月24日，王健林在牛津大學發(fā)表題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演講。王健林稱：萬達已經在全球十多個國家進行投資，目前總投資額超過150億美元（約合1000億人民幣），其中在美國的投資已經超過100億美元。

真是禍從口出，看李嘉誠打死也不承認轉移資產。

2017年6月7日，一份疑似從銀行系統(tǒng)內部流出的通知，要求對海航、AB、萬達、復星、浙江羅森內里投資公司的境外投資借款情況及風險分析，重點關注是房地產、影城、酒店、娛樂業(yè)、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非理性對外投資。此時，據(jù)媒體估算萬達海外投資總額已近2500億，重心恰在娛樂、旅游、體育。

公然宣示轉移資產意圖，還打著“響應國家號召”的旗號，前首富今天麻煩纏身可怪不得別人！

賤賣文旅、酒店之后，王健林對媒體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也算“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中國富豪熱衷海外投資的動機之一恐怕與遺產稅早晚會開征的預期有關。白手起家的第一代超級富豪，聰明才智、遠見卓識絕非常人可比。如果預計不遠的將來，自己打拼一輩子聚斂的數(shù)百億家產將被拿走一半，你會坐以待斃嗎？

周小川所說的“不良動機”是轉移資產，而轉移資產的“不良動機”或許是逃避未來將會開征的遺產稅。

遺產稅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遺產稅以富豪遺產為對象征收，這一源遠流長的稅種目前在百多個國家實施。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的遺產稅率分別為40%、40%、45%、55%。

假如中國開征遺產稅，預計稅率在45%-55%之間。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通過的《全國稅政實施要則》將遺產稅作為擬開征的稅種之一，但隨后采取了更加徹底的方式——私營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遺產稅自然失去了征收對象。

1994年的新稅制改革將遺產稅列為國家可能開征的稅種之一。

1996年全國人大批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九五”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逐步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2004年9月，財政部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并在2010年進行了修訂。

2016年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2017年《經濟藍皮書》發(fā)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在京召開。藍皮書呼吁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等措施。

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醞釀這個稅種，卻遲遲沒有實施，甚至公開討論都不多，除了認識上的分歧，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富豪們在總體上還不夠富、不夠老。

2016年版《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顯示，排名第100位的富豪資產達22.8億美元，70歲已上的已達9位。#時候差不多了！#

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開征遺產稅有特殊的必要性：在改革開放、發(fā)展市場經濟、逐步完善法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各樣的漏洞，成為某些人攫取社會財富、發(fā)不義之財?shù)?ldquo;機緣”，從價格“雙軌制”到“企業(yè)內部承包”，從“國退民進盛宴”到“空手套白狼式房產開發(fā)”……而據(jù)說可以調節(jié)貧富的個人所得稅淪為“工薪所得稅”，遺產稅或許是糾正以往分配不公的最后一道“閘門”。

據(jù)史料記載，大貪官和珅聚斂的財富相當于大清國十五個年頭的總收入。故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假如和珅把財產轉移到海外，則是另一番景象了。

如果在遺產稅開征之前，任由頂級富豪打著“投資自由”的旗號將成千上萬億資產轉移出境，不僅會使民眾的利益蒙受損失，還有可能因資產外流引發(fā)嚴重的經濟問題。

當然，絕大多數(shù)民營企業(yè)家都是合法經營、照章納稅（舉避雷針），辛辛苦苦賺得萬貫家財，但遺產稅不同于別的稅種，它是對企業(yè)家畢生經營成果的“總結”。不等遺產稅開征，早早將巨額資產轉移到海外，其情可宥、 其心可誅！

盡管現(xiàn)在沒有遺產稅，未來十年也不一定會開征，但著手構建防止頂級富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約束制度已迫在眉睫。

征了再停又何妨

遺產稅只與“金字塔尖上的人”有關，例如美國只有占總人口不到2%的頂級富豪才會被征稅。但是，正因為這些人身處“塔尖”，遺產稅征與不征對富豪心態(tài)、行為的影響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每位公民。

2006年2月11日，香港《2005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生效，1915年開征這一稅種正式被廢除了。

其實，香港遺產稅賦并不重：起征點750萬港元（享受各種免征優(yōu)惠后實際起征點在2000萬港元以上），稅率累進區(qū)間為5%至15%。

香港取消遺產稅是不得已而為之。為吸引外國資本，印度、馬來西亞等亞太國家已相繼取消了這個稅種。而且理財手段豐富、金融工具發(fā)達、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富豪們想逃掉遺產稅可謂輕而易舉。背負重重負面影響、每年只收上來十幾個億，征收遺產稅對香港當局的確費力不討好，順勢廢掉合情合理。

出于類似的原因，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意大利相繼停征了遺產稅。

如上文所述，中國貧富不均的情況比較嚴重，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因此，對第一代富豪征收遺產稅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院驼�義性，前提是，只有占總人口2%以下的頂級富豪才會被征稅。

未來審時度勢，停征遺產稅也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