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zhàn)爭因朝鮮半島亂局而起，《馬關條約》對“朝鮮問題”的含糊處理，又在東北亞埋下了一個火藥桶。

                  國際公法VS朝貢體系

    甲午戰(zhàn)爭直接導火索就在朝鮮半島。

    當年的朝鮮歸附于中華王朝傳統(tǒng)的朝貢體制，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王朝步入頹勢，周邊的尼泊爾、安南、琉球等原先諸多藩屬國，在西方列強包括后起的日本的殖民侵奪下，紛紛脫離朝貢體制。到甲午戰(zhàn)爭前夕，這個歷史悠遠的體制內，就剩下朝鮮了。

     1894年春，朝鮮發(fā)生聲勢浩大的東學黨起義，動搖李氏王朝統(tǒng)治。情急之下，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方面派兵協(xié)助平息動亂。清廷依照保護藩屬國的朝貢體制出兵。日本方面也依據1885年日相伊藤博文與李鴻章談判簽訂的《天津會議專條》，派兵進駐朝鮮。

    但日方并沒有嚴守該條約中“日后朝鮮若有變亂或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派兵，彼此應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的規(guī)定。1894年7月23日，日軍突襲漢城王宮，挾持朝鮮國王高宗及掌握實權的閔妃，扶植以興宣大院君為首的親日傀儡政府，迫使其廢除《中朝商民水陸通商章程》等對華三章程，并與日方簽署《暫定合同條款》七條。兩天后，日方未經宣戰(zhàn)就突然襲擊牙山口外豐島海面的清軍北洋水師運兵船，挑起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9月底，戰(zhàn)事不利的清軍退回鴨綠江北岸，日軍完全控制了朝鮮。

    單純就中日雙方戰(zhàn)場上的較量來說，日本完全可以挾節(jié)節(jié)勝利之威風，一舉霸占朝鮮。但是，已經逐漸吃透西方列強那一套游戲規(guī)則的日本，顯示出精明狡獪的一面，引用所謂“國際法”為其侵略擴張行徑背書。

    如1894年8月，日方強迫朝鮮傀儡政府在漢城簽訂了《大朝鮮大日本兩國盟約》三條（簡稱“日朝盟約”），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以撤退清兵于朝鮮國境外、鞏固朝鮮國獨立自主而推進朝日兩國所享利益為本。”

把這一條與次年4月中日最終簽訂的《馬關條約》第一款（“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后全行廢絕”）兩相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借“國際法”之助，予“朝鮮獨立”之名，而行伺機吞并朝鮮之實，乃其一以貫之的政治圖謀。

    在甲午戰(zhàn)場上背了大鍋的李鴻章，也不是沒有竭力在朝鮮問題上做一些嘗試。例如，他曾想把《馬關條約》第一款修改如下：承認朝鮮的特立自主并放棄對朝鮮內政的干涉，同時要求日方保證朝鮮為“局外之國”。這顯然是希望通過朝鮮的“中立化”，以阻止日本對朝鮮的獨占，但遭伊藤博文斷然拒絕，即使談判僵持期間李鴻章突然遇刺，伊藤博文不愿事態(tài)擴大而引來列強干涉，趕緊簽約，但涉及“朝鮮問題”的第一條款內容，還是紋絲未動。

    《馬關條約》第一款賦予朝鮮獨立的地位，讓它擺脫搖搖欲墜的朝貢體制及低人一等的藩屬國身份，無疑符合現(xiàn)代國際秩序中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日本方面緊緊抓住了這一法理制高點，而對世界大勢依舊昏昏然的清廷君臣，則見不及此，輸人又輸理。可以說，中日之間同時進行著兩場戰(zhàn)爭，一場在朝鮮半島和黃海之上，一場在日本馬關的談判議桌上。遺憾的是，這兩場戰(zhàn)爭清王朝都徹底失敗了。

    可《馬關條約》簽訂后，朝鮮國果真就“獨立自主”了嗎？個中答案，不僅中日雙方，連被宰割的對象——朝鮮政府，都是心知肚明的。實際上，日本想要搞的，還是一個類似于大清國曾經擁有，卻是以日本為中心和主人的“新朝貢體系”，它高舉所謂“國際公法準則旗號”，不過是一片臨時征用的遮羞布而已。這才有了《馬關條約》簽訂剛剛半年，日駐朝鮮公使公然指使浪人殘忍殺害主張抵制日本的朝鮮王妃閔妃之“乙未事變”的發(fā)生。

    從《馬關條約》簽訂后，朝鮮獲得名義上的“獨立”這一事件的國際反響來說，日本的做法并沒有遭到什么譴責，反而備受稱道。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正是借此順利“脫亞入歐”，于1902年簽訂《英日同盟條約》，逐步得到西方列強的接納和認可。

1894年8月，朝鮮釜山街頭警戒的日本兵，衣衫襤褸的朝鮮人被強行征用充當苦力

 

 

馬關條約簽訂現(xiàn)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