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戲。總有一段經歷、一個過程，印在心中，永遠抹不去。那一件件難忘的事，如今想起，依然會陷入沉思。

　　農村“費改稅”的風波

　　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本質是打破長期實行的以生產隊為單位、對土地統(tǒng)一耕種、按勞分配的“大鍋飯”生產方式，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分戶經營。“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大包干”的經典分配原則，這是中國農民的一大創(chuàng)造。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什么是“交夠”，什么算“留足”，缺乏客觀標準，很難界定清楚，從而導致了國家、集體與農民三者關系的不明確、不清楚，這就為后來一些地方集體單方面撕毀與農戶的土地承包合同，隨意向農民伸手、攤派留下了制度性缺陷和隱患。

　　為此，中央確定從2001年開始，對現(xiàn)行農村稅費制度進行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要求，規(guī)范國家、集體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遏制面向農民的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和各種攤派，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鞏固農村改革成果。這是廣大農民拍手稱快的事情。

　　這次農村稅費制度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就是取消鄉(xiāng)統(tǒng)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tǒng)一規(guī)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調整”，就是調整現(xiàn)行農業(yè)稅政策和調整農業(yè)特產稅政策。“一改革”，就是改革現(xiàn)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工作的重點是調整農業(yè)稅政策。山東省政府明確規(guī)定：農業(yè)稅計稅面積為農民第二輪承包土地合同耕種農作物面積；計稅產量為1994年至1998年5年農作物平均年產量；計稅稅率為6%；計稅價格按2000年中等小麥價格計算，并保持3年不變。

　　政策是明確的，難點是如何操作。上級規(guī)定，產量要逐戶統(tǒng)計，實事求是。農戶糧食總產量×糧食價格×6%稅率，即是納稅額。但是我們在調查研究中發(fā)現(xiàn)，糧食產量按戶統(tǒng)計，既不現(xiàn)實，也不合理。

　　不現(xiàn)實。菏澤市2000年總人口849萬，總戶數(shù)223萬。其中農業(yè)人口750萬，戶數(shù)190萬。對每年的糧食產量，農戶大多沒有準確的記錄，統(tǒng)計前5年的糧食產量，只能報個“大約數(shù)”。況且牽扯到納稅，都想少報一點。再就是，這么多農戶，逐戶上門登記，人力和時間也是個問題。

　　不合理。同樣面積和質量的承包地，因為多種原因，如思想重視程度、澆水施肥多少、技術管理水平，等等，糧食產量往往相差很大。如果產量高就多繳稅，產量低就少繳稅，荒廢絕產就不用繳稅，這對農戶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長期下去，不利于增加投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科學種田。

　　為此，菏澤市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意見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fā)，制定了一個全新的實施方案。將全市1200萬畝承包農田，按土地所處位置、土壤土質、肥沃程度、水澆條件等因素，綜合平衡，分成一二三級，逐村公示。如巨野縣、鄆城縣都有十幾萬畝大洼，幾乎年年遭水淹，產量很低，就劃為三級，東明、鄄城、曹縣、單縣等縣100多萬畝黃河灘區(qū)和60萬畝黃河故道土地，也劃為三級。三級承包地每年繳稅40元，二級承包地50元，一級承包地60元。這樣，全市實際征收農業(yè)稅總額，與按照原來統(tǒng)計的全市糧食總產收取農業(yè)稅總額大致相同。這個方案公示之后，全市上下意見比較一致。農民認為這樣收稅比較公平，縣鄉(xiāng)干部認為這樣操作非常簡便可行，理論界和農村政策專家認為體現(xiàn)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菏澤市委、市政府研究后，正式行文報省審批。但是，省有關部門認為菏澤的方案不符合國家規(guī)定，不予批準。有人認為菏澤獨出心裁，是無原則亂來。

　　我們與省有關部門協(xié)商，請求他們將菏澤的想法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一下，看看能否變通執(zhí)行，得到省領導的支持。

　　幾天后，由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位司長帶領的考察組來到菏澤，他們聽取了市里的匯報，并深入各縣現(xiàn)場考察，隨機召開村民座談會征求意見�；厝ズ蠼涍^慎重研究，通知山東省和菏澤市政府，菏澤的農村稅費改革方案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符合菏澤的實際情況，可以這樣操作。但省里要按照國家和省里的規(guī)定批復，不留后遺癥。

　　從實際出發(fā)制定的改革方案得到肯定，菏澤的同志很高興。菏澤按照這個方案推進農村費改稅改革，進展順利，農民和干部都很滿意。但也有些疑惑：既然可行，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批準呢？

　　實事求是，話好說，事難做，歷來如此。

　　黃河“生產堤”的糾結

　　黃河穿過菏澤4個縣區(qū)，大堤長155公里，兩條大堤之間是河灘，最寬的地方超過10公里。河道在河灘上蜿蜒前行，總長188公里。大堤內有幾百個村莊，30多萬農民祖祖輩輩就住在黃河灘區(qū)，堤外沒有一寸土地。就連鄉(xiāng)鎮(zhèn)政府機關、學校、醫(yī)院、郵政、電信機構也在大堤里面。

　　由于歷史原因，黃河菏澤段是“地上懸河”。每到汛期，河水經常“漫灘”，就是河水溢出河道，在整個灘區(qū)漫延，淹掉所有農田，造成秋季顆粒不收。如果河水退去時間太晚，當年種不上小麥，來年夏季仍然沒有收成。在黃河灘區(qū)，一直有“三年只收兩季”之說。因此，灘區(qū)農民一直處于貧困狀態(tài)。新世紀初，菏澤灘區(qū)老百姓人均存款不足400元。

　　為了解決這種窘迫狀況，黃河灘區(qū)農民自發(fā)地沿著河道，修建了一道兩米高的“生產堤”。這樣，當河水超過2000流量，本來應該漫灘的時候，被“生產堤”擋住，不會漫灘，這就保住了正在生長的秋季農作物，讓農民增加一季的收入。同時也保證按時秋種，來年夏季豐收。當然，如果河水太大，農民會自覺地破除“生產堤”，讓河水漫灘，減輕下游防汛壓力，確保黃河安全度汛。老百姓稱這是“小水保生產，大水保安全”。

　　對修建“生產堤”這一做法，黃河水利部門堅決反對，年年與地方政府溝通，要求政府出面，組織農民破除“生產堤”，至少要扒掉一部分，留出“口門”，讓河水流出漫灘，確保防汛安全。對黃河水利部門這一要求，灘區(qū)農民當然置之不理。

　　農民的切身利益需要維護，防汛主管部門的指示也要執(zhí)行，菏澤地方政府處于“兩難”狀態(tài)。我們多次登門與黃河水利部門溝通，據(jù)實陳述灘區(qū)農民的難處，要求允許“生產堤”存在，3000流量以下不漫灘，如果超過再破堤�；蛘吡⒓雌瞥�“生產堤”，但國家給予灘區(qū)農民一定的災害補貼。溝通未果，“生產堤”是違法建設，必須無條件破除。

　　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得召開會議，按上級規(guī)定安排部署，文件上報省和國家黃河水利部門備查。但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并不積極主動，這是實情。各個鄉(xiāng)鎮(zhèn)在“生產堤”上開了幾個“口門”，但檢查過后又堵上了。

　　上級并不官僚，經過明察暗訪，搞清了我們的小動作。國家防汛抗旱部門一紙文件，指名道姓，把菏澤市主要負責人通報全國，要求省政府嚴肅處理。省長也無可奈何，把我叫到省里談話，說你看看，他們事先也不打個招呼，就直接通報了，給你口頭批評，你得把后面的事情做好。我趕緊作自我批評，承認工作沒有做好，給省上惹了麻煩。

　　自我批評做了，但“生產堤”也保住了。從此農民皆大歡喜，黃河主管部門也不好意思再追究。

　　有多高的職務，就得有多大的擔當，就得受多大的委屈。

　　一起“上訪案”的處理

　　2003年的一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長，率領公安部、國家信訪局等部門工作人員組成的一個調查組來到菏澤，受領導同志委派，專程調查處理定陶縣一個上訪案件。

　　這個案子讓人有點啼笑皆非。10年前，定陶縣有個村，親兄弟二人打架，鄰居好心出面勸架。一年后，打架的二人中，弟弟突然癱瘓，但不怨打他的哥哥，卻狀告當初勸架的鄰居拉偏架，致使他受傷癱瘓。法院經過審理，理所當然地判弟弟敗訴。他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這人便進京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訪，最高院經過調查，明確告訴他前面兩級法院判決無誤，將其勸回。

　　從此，他就在定陶和北京之間來回穿梭，成了“上訪專業(yè)戶”。最后，竟然在國家信訪局宿舍大院門口搭上帳篷，安營扎寨，支鍋做飯，長期居住下來。帳篷四周垃圾遍地，污水和大小便橫流，嚴重影響了國家信訪局干部職工的生活和交通。他們便派出代表，到中辦上訪。這就是這個高級別工作組的由來。

　　調查組經過現(xiàn)場調查，向菏澤提出了處理意見。一是給上訪人蓋一套房子。二是給上訪人的兩個孩子安排穩(wěn)定的工作。三是給上訪人發(fā)放固定生活補貼。菏澤的同志當然不同意這個意見。

　　“當初法院判錯了嗎？”我們問。“沒有。”工作組的同志回答。

　　“菏澤市縣鄉(xiāng)三級政府的工作有失誤嗎？”“也沒有。”

　　“那為什么這么處理？”“穩(wěn)定壓倒一切。”

　　“為了穩(wěn)定就不講法律不講原則了嗎？”“當然應該依法處理。”

　　最后達成共識，不能無原則遷就，嚴格依法辦事。

　　菏澤市委政法委牽頭，經過多部門共同研究，由市公安局作出決定，鑒于上訪人的行為已構成擾亂社會秩序罪，對其依法勞動教養(yǎng)。隨即送入濟寧勞教所執(zhí)行。勞教期間，上訪人多次絕食抗爭，定陶縣將其接回，醫(yī)療之后送回繼續(xù)勞教。經過一年多的折騰，上訪人終于承認錯誤，當初打他的哥哥將其接到黑龍江的家中共同生活。考慮到當事人生活困難，定陶縣給予一次性生活補貼，當事人全家非常滿意，該案終于圓滿解決。

　　長期在基層工作，類似這樣的事情真不少�；鶎庸ぷ骱茈y，難于上青天。我們從延安時期就講實事求是，在北京大有莊100號學習，天天看著“實事求是”的石碑，但在實際工作中，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卻很不容易。我想，中央反復進行專題教育活動，其根本目的就是讓大家始終按實事求是的要求辦事。

　　2019年11月22日于泉城

　　【作者簡介】陳光，山東壽光人，先后任中共諸城市委書記、中共菏澤市委書記、山東省省長助理、山東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20世紀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