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是沒有止境的。為了到更高的地方，吳天一身上數(shù)得清的骨折就有14處，最嚴重的一次，車從山上翻下去，他左邊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斷了，髕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脛骨也斷了。但是106天后，他又騎著馬出發(fā)了。

　　對于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來說，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經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醫(yī)學科學研究所在西寧，他不熟悉西寧的街道，卻知道青海很多縣、鄉(xiāng)的確切海拔。同事們都知道吳天一有個“毛病”——“到了州上問哪個縣海拔最高，到了縣上問哪個鄉(xiāng)最高，到了鄉(xiāng)里問哪個村最高”，幾乎沒有例外。

　　爬阿尼瑪卿山時，吳天一56歲。他和同事們將腰間的繩索連接在紅色登山繩上，貼著陡峭巖壁向前走。他排在隊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日聯(lián)合醫(yī)學學術考察隊在阿尼瑪卿山開展考察。日本隊員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實驗后，大多發(fā)生明顯的高原反應。日方隊長酒井秋男告訴吳天一，自己的隊伍將集體下撤，而作為中方隊長的吳天一決定，帶領中方隊員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帶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吳天一和團隊提出來的“青海標準”診斷慢性高山病。這是醫(yī)學領域第一個由中國學者提出并命名的診斷標準。

　　他在公眾中的知名度不夠高，但他們長年在缺氧環(huán)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讓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吳天一主編的3本高原病科普書籍，成了青藏鐵路列車上的常見讀物。

　　可吳天一還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歲的他計劃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著在那里建個“特高海拔高山醫(yī)學實驗站”。上一次去時，他81歲。

　　除爬山外，吳天一還經常鉆進西寧研究所里的高低壓氧艙做實驗。這是中國第一個大型高低壓綜合氧艙，低壓氧艙將他“送達”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環(huán)境進行實驗，高壓氧艙能救治危重病人。

　　這個高低壓氧艙是吳天一參與設計的，他也是第一個進艙實驗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壓力變化中多次被擊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歲的吳天一在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堅持和國外同行一起早上7點半進艙，晚上10點半出艙，一次模擬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擊穿�，F(xiàn)在，他的耳鼓膜因為疤痕變厚，來訪者說話響亮點兒他才能聽清。

　　“我們一輩子跟天打交道的人，應該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績來，這一點沒有什么后悔的。”吳天一說。

　　1958年，他和妻子響應號召，與山東、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設。身體強壯的年輕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區(qū)開墾，出現(xiàn)了心慌、胸悶、頭疼等反應。當時人們對高原病缺乏認識，診斷和治療手段也相對落后，得了高原病的年輕人要么被迫離開青海，要么忍受著疾病的折磨。畢業(yè)于中國醫(yī)科大學的吳天一看到這些，決定開始研究高原醫(yī)學領域。

　　1963年和1965年，吳天一在我國首次綜述報告了高原肺水腫和成人高原心臟病。他也是我國第一個報告高原紅細胞增多癥的專家。

　　上個世紀80年代起，研究所開始組織“高原醫(yī)學遠征軍”，科研隊前往高海拔、以藏族為主要群體的縣域，進行以高原心、肺功能為中心的現(xiàn)場研究。

　　村子不通公路，隊員必須騎馬。“曲瑪萊（縣）騎馬來，就是說你得騎馬才能來。”吳天一笑稱自己的馬術不在醫(yī)術之下。選坐騎時，吳天一總是讓大家先挑，并要求把最烈性的馬留給他。

　　隊員在路上吃盡苦頭。有時風雪嚴寒缺氧難耐，過河時要盯住前面人的后腦勺才不會恐懼�？蒲嘘牭慕涷炇�，一定要在中午前騎馬蹚過高山間的河流，不然太陽一曬，冰雪融化，水流湍急，能把牦牛隊沖走。

　　儀器、發(fā)電機、行李由牦牛來馱，吳天一設計了個儀器架子放在牦牛背上，以保證設備不會被顛壞。他告訴記者，抗日戰(zhàn)爭時期加拿大醫(yī)生白求恩也是這么做的。

　　到了村里，支開的帳篷變成臨時實驗室，電機一響，村民都以為是電影放映隊來了。“沒有見過醫(yī)生的地方還是很多的。”吳天一說，他有近20年都在青藏高原的牧區(qū)，收集整理了數(shù)十萬份臨床資料。吳天一能講漂亮的安多藏話，康巴語也能對上幾句。

　　2001年，青藏鐵路二期工程開工，吳天一擔任青藏鐵路二期建設的高原生理研究組組長，保證了這條線路上的14萬余名筑路工人無一人因為高原病死亡。

　　這并不容易。這條修建在“地球第三極”的鐵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施工期間，每年有數(shù)萬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業(yè)。

　　這里最低氣溫達零下40多攝氏度，氧氣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爾走快一點就頭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氣。有人回憶，當時連施工用的卡車都需要“吸氧”——司機每天要用氧氣瓶對著卡車的空氣濾清器噴氧。

　　“我當時提出來，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時那樣，用卡車把那個氧氣罐拉上去又拉下來，那個不夠用的，必須要建制氧站。”吳天一說。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施工沿線，共建起23個制氧站、25個高壓艙站、若干高壓袋。在高壓氧艙里，“人就相當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吳天一提出了“高壓艙、高壓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轉、低轉、再低轉”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時建立三級醫(yī)療機構，平均每10公里一個醫(yī)院。

　　他甚至想到了員工起夜時可能發(fā)生的危險。“別小看晚上去廁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這‘一泡尿’上。”吳天一解釋，“人夜里跑出去上廁所，很可能懶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氣溫在零下30-40攝氏度，一旦感冒發(fā)生高原肺水腫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使用了帶有取暖設備的衛(wèi)生車晚上與住宿室對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間去廁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環(huán)境污染。

　　吳天一給醫(yī)務人員辦學習班，教他們怎么在更早階段判斷常見高原病，與死神搶時間。吳天一和課題組的研究成果認為共濟失調是高原腦水腫的最早癥狀，表現(xiàn)為走路搖搖晃晃和一些精神變化。而傳統(tǒng)觀念中，將頭痛、嘔吐或是昏睡昏迷作為診斷標準將極大延誤診斷。

　　修建青藏鐵路可可西里段期間，有一次有個工人在門口晃來晃去跨不進醫(yī)院的門，醫(yī)生立即認出了這是吳天一講過的“共濟失調”。病人因此被及時送往海拔更低的格爾木醫(yī)院接受救治。

　　待在高海拔的地方并不輕松，這對誰都一樣。長年行走在高海拔地區(qū)的醫(yī)學研究者并沒有得到自然環(huán)境的“特殊照顧”，頭疼、心跳加速、心音低等缺氧反應是家常便飯，吃住條件也簡陋。在海拔5000多米的村子里，整個隊伍擠在一個大帳篷里，有隊員在夜間睡覺時耳朵里爬進了一只大屎殼郎。

　　吳天一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科研隊里有人得了慢性高山病，有的已經去世了，“但他們做出了事業(yè)上的成就”。“我們研究這個，必須首先自己蒙受缺氧，才能獲取缺氧治療和得到防治缺氧的知識。”

　　上世紀90年代初那次阿尼瑪卿山考察，吳天一帶領的中國科研隊在登山的同時，也拿自己做實驗。海拔5000米以上，他們每上升50米，就對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對氧氣的利用率等進行記錄，檢測應激狀態(tài)下人的生理反應。海拔5620米處，他們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實驗室，獲得大量高山生理資料。

　　加上前期準備，吳天一在阿尼瑪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雙眼因雪地反射和強紫外線患上了白內障，不得不植入晶體治療。

　　即便如此，吳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稱為“人間科學的天堂”。他和隊員們開拓了“藏族適應生理學”研究，在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獲得“最佳高原適應性”的論點，為人類低氧適應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生物學模式。

　　2010年4月14日，玉樹發(fā)生地震的當天，75歲的吳天一立即組織了青海省心血管病�？漆t(yī)院的醫(yī)療隊，準備藥品和汽車，要奔赴地震現(xiàn)場。省衛(wèi)生廳的工作人員覺得他年紀大，又是院士，決定不了，就攔下他。吳天一掉頭去了省政府大院。“我就說兩句話，第一，我是搞高原醫(yī)學的，我必須去；第二我現(xiàn)在就走，救命如救火。”他拉著領導從辦公室的窗戶向下望，“這些都是我們醫(yī)療隊要走的車，我們馬上就得走”。

　　震區(qū)平均海拔約4500米，吳天一搞研究的時候去過很多次。救援中，他早上5點起床，夜里11點回到帳篷。他發(fā)現(xiàn)內地來的醫(yī)療隊在高原工作，出現(xiàn)了嚴重的高原反應，他們要“救援救援者”。“路上的醫(yī)療隊都撤回去，災區(qū)（醫(yī)療隊）已經飽和，我們完全有能力完成這次救援任務。”他對北京來的官員說，“內地來的（醫(yī)療隊）下撤到海拔低的地區(qū)，等重傷員運出災區(qū)、到低海拔他們再發(fā)揮作用。”玉樹救援之后，他立即開始總結高原醫(yī)療救援的特殊性和對策。

　　從事高原醫(yī)學研究近50年后，他再一次將中國高原醫(yī)學研究的成果推到了世界面前。

　　2004年，世界第六屆高原醫(yī)學與生理學會議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便是確定慢性高山病的國際診斷標準。此前，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秘魯、智利等11個國家的學者都在爭奪這一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因為這是一種學術上的地位，也是一種科學上的榮譽。”

　　會上，吳天一代表中國高原醫(yī)學專家組發(fā)言。他在會上說，“我們這個慢性高山病的標準是最佳標準，把它拿到人群里去檢驗，看它的患病率、發(fā)病率是多少，得出來是非常精確的。”此前的7年，他和團隊開展了慢性高原病標準的針對性研究。他們以大量的流行病學、病理生理學、臨床學資料為基礎，得出慢性高原病的記分量化診斷標準。

　　最終，這份方案被接納為國際高山醫(yī)學會的國際標準，并命名為“青海標準”，全世界都按這個標準來診斷慢性高山病。

　　“在我們國家，以中國學者提案成為國際標準的這是第一個，因為其他像心臟病冠心病高血壓都是用人家的標準。”吳天一說。“我不是說我很厲害，厲害的是青藏高原在我的背后。”吳天一直言，他希望自己這代人“幫孩子們認識到青藏高原這塊寶地，是中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環(huán)境”。

　　吳天一的研究還在向“特高海拔高山”前進。在他看來，“我們國家這么大的高原，還在不斷地發(fā)展，還有很多新的任務”。

　　他關心“一帶一路”醫(yī)學，并認為“很重要”，“因為我們旁邊就是中亞，西亞，面對常見的疾病有共同聯(lián)防和學術交流的義務和責任，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科學水平，經驗還是比較強的。”

　　他也想著，川藏鐵路今年即將開工，將有10萬修路工人來到川藏高原上，衛(wèi)生保健工作難度更復雜、更困難。同時，每年1億人從低海拔地區(qū)來到青藏高原參加建設、旅游，或者是從事經商、科學活動，還有國防建設，要解決人們高原的適應問題。

　　“青藏高原還是一片處女地，很多問題是未知數(shù)。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好好做，都會取得很大的成果，”吳天一相信，會有更多年輕人投入高原醫(yī)學事業(yè)，愿意到青藏高原。“我們中國在青藏高原（的研究）上，在高原醫(yī)學上，在低氧生理上，在高原人群的保健上，一定會比全世界做得更好。”

　　本版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