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年齡段中，覆蓋6項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在中國，個人信息原本就廣泛存在于各個政府部門，匯總早晚要來，只是這次以個稅填報為突破點，由稅務部門完成了。

這是個人所得稅稅制從“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的第一步。當“個人所得稅”App開啟了人們主動申報的意識后，“稅感”被激活，個人申報有望逐漸成為人們公認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

2019年1月1日，“個人所得稅”App上線。下載這個App，可以說是人們離“稅”這個字距離最近的一次。

從這天開始，人們可以自己在App上填報個人所得稅抵扣項目，一共六種，子女教育、繼續(xù)教育、大病醫(y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贍養(yǎng)老人。這六項支出按照一定額度可以在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中減除，然后再計稅。

上線半月，在蘋果手機AppStore上，這款由國家稅務總局開發(fā)的App被點評2.18萬次，幾乎和訂火車票的“鐵路12306”App持平（2.89萬次）。打分2.7分，批評集中在人臉識別不好用、系統(tǒng)反應慢等問題上。上線不久，這款App已經更新過三個版本。

它的出現，是中國居民主動申報納稅信息的里程碑。實際上，早在1996年和2007年，國家稅務總局就分別印發(fā)了兩次關于個稅自行申報納稅的辦法，要求年收入12萬以上的納稅人自行申報，但應者寥寥，比如2009年全國只有260萬人申報，只占總人口的0.18%。

如今，在移動互聯網成熟后，借由稅收抵扣的“國家紅包”，這件二十余年推而不動的事情得以大步向前。

在《稅收的邏輯》一書中，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說，“自行申報既是納稅人的義務，也是納稅人的權利，這將有助于喚起公民的納稅人權利意識。”換句話說，自行申報納稅才能讓人們切實地具有“稅感”、感知“稅痛”，關心自己的錢被政府花到哪里去了。

租客與房東扯皮

在這次抵扣中，最牽動社會神經的是“住房租金抵扣”一項。

長期以來，雖然人們心中隱約知道房租應該繳稅，但很少有房東這樣做，也極少有租客會向中介機構索取房租發(fā)票，稅務機關征管也非常困難，所以租房無稅成了一種公眾潛意識。

但在這次個稅信息填報中，租客可以填寫房屋租賃信息，包括合同編號、房屋地址、租賃方信息（中介或房東），從而根據城市規(guī)�？梢悦總�月享受800元、1100元和1500元不等的個稅抵扣。

租房信息的公開讓整個房屋租賃市場緊張了起來。

暗訪中，上海一大型中介機構的業(yè)務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我們都在提醒客戶不建議報稅，已經報稅的，可以在10天之內撤回”，因為一旦追繳房東的稅，會比租客的減稅額高很多，而房東一定會把這部分成本追加在房租里，從而推高租房價格。

簡單算一筆賬，如果在上海，租一處月租金一萬元的房子，房租交稅350元，若租客月薪一萬元，申報抵扣房租1500元后，實際減稅金額是150元。也就是說，為了租客減少的150元，房東要多交350元，在好房源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房東會把這350元轉嫁到將來的房租里，最終租客多交200元。

不過，以上這筆賬的前提是，好房源供不應求。普遍情況下，多出來的稅負會按照議價權強弱，在租客與房東之間分配。

目前，一些本身擁有房源的中介機構紛紛表示會主動配合租客填報企業(yè)信息，但接下來中介要交多少稅，他們自己尚不清楚。

鏈家旗下長租公寓品牌自如方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第一時間在產品首頁公示了企業(yè)信息，旨在方便租客申報，但具體稅收政策需要咨詢當地稅務主管部門。

“坦率說，我們也是懵的。”一位長租公寓品牌創(chuàng)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只是公告了企業(yè)信息方便用戶申報，但后續(xù)的問題企業(yè)也沒把握。”開始申報以來，他們公司每天的客服電話中，有7%是咨詢個稅抵扣問題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其實中介機構比房東還要緊張，因為中介機構真實的業(yè)務量會暴露在稅收機構面前。此前，稅務機構并沒有完全掌握實際的租房合同數量，主要是根據企業(yè)報多少算多少，在App申報后，“很可能會突然發(fā)現某個地區(qū)的某個中介多出了100份合同”，追查則會涉嫌偷稅需要補增值稅、房產稅和企業(yè)所得稅等相關稅種的應交稅金。

2019年1月8日，上海稅務熱線稱，針對房租收入的綜合稅率為三萬元以下3.5%，三萬元以上5%，暫時不會通過個稅抵扣的申報信息查房東出租房屋是否繳稅。

但納稅的可能性已經讓市場風聲鶴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門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在政策制定階段，有關部門的專家和官員曾考慮需要租金發(fā)票以抵扣個稅的方案，后經討論否定。目前，個人申請抵扣房租時，只需直接在App上填報金額，并不需要出具發(fā)票。

白潔是一名85后女生，帶著丈夫從美國回國工作，丈夫屬外籍。因為所在單位可以全款抵扣租金支出，他們向當地鏈家索要房租發(fā)票。最終，他們被拉去稅務局，當場自己交了稅、計在房東名下，才拿到發(fā)票。

她說在美國，房東把房子委托給中介出租，一旦找到租客，中介有義務馬上上報稅務機關這一信息，然后房東會收到通知，按照房屋估值，自己在稅務系統(tǒng)申報，郵寄支票付款。與之相比，國內的房租交稅還處于“偷偷摸摸”、相互扯皮的階段。

“60后”幾乎無可抵扣

李煒光在《稅收的邏輯》中說道，個稅的稅收抵扣已經是文明國家的通行辦法，在這方面，英國以規(guī)定細致而著稱。有個人扣除、已婚夫婦扣除、子女稅收寬免、工薪家庭稅收寬免等不同分類。

針對此次抵扣，李煒光教授指導的財政學博士、河北金融學院講師臧建文總結說，個稅附加扣除的引入，可以看作是“從0到1”的質變；從征求意見稿到正式辦法公布，六項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標準有所提高，可以看作是“從1到10”的量變摸索。

但他認為仍有細化空間，比如3歲以下的子女目前不享受抵免，但他們的養(yǎng)育成本是家庭的一大負擔，稅收抵免應予照顧。在美國個稅的稅收抵免中，有兒童稅收抵免，即年收入一定限額內，每個未成年子女均可享受定額抵稅。2017年底，兒童抵扣額度從每人每年1000美元（即6700人民幣）直接提高到了2000美元（13500人民幣）。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看來，中國此次稅收抵扣是“中等水平”，因為惠及的人群仍不算廣。

比如她身邊的“70后”，基本可以抵扣的不超過4項，主要是贍養(yǎng)老人和房屋貸款利息，而“60后”仍在職者（中國退休金不征稅）幾乎沒有可抵項，因為孩子長大了、房貸還清了、老人很多離世了。甚至有人不忿，“年輕時候上有老下有小、牙縫里省錢還貸，現在反而沒有被國家政策照顧了。”在所有年齡段中，能覆蓋6項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而在英國，年紀越大越能獲得更多稅收減免。李煒光在書中寫道，以個人扣除來說，英國65歲—74歲的老人扣除標準比年輕人高32%，75歲以上老人再高6%。

很多人擔心，通過App申報抵扣，會不會過多地把個人信息暴露給了國家機關？

陳明藝說，在美國和歐洲，公民早就是“透明人”了。在中國，個人信息原本就廣泛存在于各個政府部門，對個人信息的匯總早晚要來，只是這次以個稅填報為突破點，由稅務部門完成了。

況且，自1994年以來，稅務部門“金稅工程”逐漸優(yōu)化，尤其是“金稅三期”，在電子化和信息化方面已經相當先進，走在了整個行政部門的前列。在這個基礎上，能快速推出這樣一款人臉識別的App是正常的。

一位熟悉中國稅務的專業(yè)人士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金稅三期”已經可以全面監(jiān)控資金流動，身份證號作為納稅人的唯一識別號，只要公司給個人支出填寫了身份證號，這個人的收入在全國范圍內都是納入監(jiān)控的。所以不是有了App，你的信息才被掌握，“而是它早已被掌握，只是你不知道”。

高收入人群最擔心

在此次個稅調整中，還有一個重大變化，被遮蔽在人們對六項抵扣的關注背后，即個人納稅范圍的擴大——首次從工資薪金報酬，擴大到了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四種收入。

陳明藝介紹，這種變化可以通過App觀察到，在你登錄以后，也許會發(fā)現自己的雇主不止一家，還有曾經支付過你上述三種費用的單位。只要你在其它地方拿了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提供了身份證號和銀行賬戶，這個信息就會自動顯示在你名下計稅。

國際稅務師、沃晟法商學院副院長馮驁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次征稅新政推出以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減輕了，但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力度增強了，對于此前財富積累說不清道不明的部分高收入人群來說，現在更關心稅務部門會不會“秋后算賬”，追繳沒有合規(guī)繳納的個稅。

實際上，這是中國個人所得稅稅制從“分類稅制”（單項計稅）向“綜合稅制”（綜合收入計稅）轉變的第一步。

李煒光在書中說，綜合稅制是更公平的制度。在從前的分類稅制下，收入結構單一的工薪階層成了最“疏而不漏”的納稅者，而那些收入結構復雜、收入來源廣泛的非工薪階層，卻往往因為其收入的每一類都夠不上起征點，且無人跟蹤追繳，反而可以不交或少交稅。

合理稅制，就應該是以一個人的綜合收入計稅，納稅人所有信息都記在一個身份證號或稅務號碼下面。

陳明藝介紹，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大部分國家的個稅都是綜合稅制，只有中國大陸、也門、黎巴嫩、埃塞俄比亞等少數國家是分類稅制。

目前，新納入個人所得稅的收入種類有三項，尚未納入的還有五項：經營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臧建文說，此次四項分類所得合并納稅，可以視為“小綜合”，未來可期的，是包括所有分類項在內的“大綜合”。

“直接稅”比重不斷增加

個人所得稅，是所有稅收中最容易讓人們有“稅感”和“稅痛”的種類，因為它明明白白列在人們的工資單中。而中國的大多數稅收都隱藏在每一次人們付款的經濟活動中，很難被察覺。

以一瓶奢侈品香水為例，價格1500元左右的香水中，包括250元左右的增值稅、440元的消費稅、50元城市維護建設稅，也就是說一瓶香水一半以上價格都是稅。

在中國，個人所得稅和企業(yè)所得稅是“直接稅”，其它增值稅、營業(yè)稅等稅種是“間接稅”。目前，“直接稅”在全國稅收收入中占比30%，個人所得稅占比不到10%。也就是說，讓人們感覺到“稅痛”的個稅只是納稅的一小部分。

李煒光教授曾在南方周末的稅收專欄中寫道（原文標題為《“被”納稅與“明”納稅》），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很難體現稅收的公平性，因為它“見發(fā)票就開征”，誰買東西誰承擔，使納稅人在法律上被置于一個“植物人”的地位，幾乎沒有納稅人權利的意識。

在歐美國家，個稅的占比達到稅收收入的30%甚至50%以上，而且它們都是以直接稅為主要稅制的，人們對稅收的行權意識更強。

通過對2009年－2018年個稅規(guī)模的觀察，陳明藝發(fā)現，目前中國稅收的趨勢是間接稅為主，但直接稅比重在不斷增加，個稅在全國稅收占比十年間從6.6%提高到了8.7%。眼下的個稅改革也是在為以后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輔的目標做準備。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雖然個稅占比在中國遠小于歐美，但個稅的名義稅率卻高于它們。

那么，為什么人們對于較高的個稅稅率沒有太多感覺呢？主要原因在于征稅方式。

中國個稅長期以來是由單位替?zhèn)�人“代扣代繳”的，這等于在國家和納稅人之間增設了第三人。好處是可以切實保證稅務機關的稅收來源，一定程度減輕納稅人的申報負擔，但缺點在于它切斷了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直接聯系，淡化著人們的“稅感”和“稅痛”。

當“個人所得稅”App開啟了人們主動申報的意識后，“稅感”被激活，個人申報有望逐漸成為人們公認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

李煒光教授列舉，目前在美國，如果納稅人沒有如實自行申報，稅務局發(fā)現后會先發(fā)四到五次書面通知，如果納稅人還不“懸崖勒馬”，稅款追征部門就會出面給責任人發(fā)出三次書面通知，如果還是一意孤行，等待他的將是“滅頂之災”：賬戶、信用卡、資產全部被凍結，個人信用評級嚴重受損，甚至鋃鐺入獄。

簡單總結此次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意義，在于它從“分類稅制”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轉變，減輕工薪階層壓力、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力度；也在于通過稅收抵扣推行人們自主申報納稅信息的意識，對個人所得稅有更多的“稅感”，從而具有更強烈的權利意識，監(jiān)督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