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武飾演的礦業(yè)老板昌萬年因開礦暴富，到一所貧困小學做慈善，并要求校長叫記者來拍照。他穿著駝色風衣吃西紅柿的鏡頭，是在致敬自己的舊作《天注定》，拍《暴裂無聲》這場戲時，他總共吃掉三十幾個西紅柿。（劇組供圖/圖）

 “他的‘高雅’被過分強調(diào)，就像一個人玩命地炫耀一種東西，可能這種東西是他非常缺的。”

•  “今天，沒有太多人想關注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態(tài)，《暴裂無聲》對階層的探討其實也是這樣，不是我們一個利益共同圈的人，我們就不關心，沒有那種同理心。”

 電影《暴裂無聲》選男主角時，試戲內(nèi)容是“找孩子”：北方山村，小男孩放羊時失蹤，男孩的父親上山尋找。

在導演工作室背后的小土坡上，演員宋洋皺眉覷眼，焦急地來回走動。

一條拍完，導演忻鈺坤提示宋洋，這種山坡上滾大的野孩子，如果兩三天沒回家，可能是迷路了，也可能只是去同學家玩了。

宋洋恍然大悟，他找孩子的情緒由擔心變成發(fā)火：“怎么那么皮呢！找著了看我不揍你！”

“在那種環(huán)境下，人沒有那么大的危機意識，”宋洋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不會想到孩子的生命有危險。”

試完戲第二天，忻鈺坤與宋洋簽約。“找孩子”，則是貫穿整部影片的線索。

片中，宋洋飾演的張保民翻山越嶺地找孩子，隨著尋找區(qū)域的逐漸擴大，他發(fā)現(xiàn)牽扯的人越來越多。每個人如同一座冰山，水面之下，都是秘密。秘密背后就是那個消失的孩子。

《暴裂無聲》是導演忻鈺坤獨立執(zhí)導的第二部長片，此前他的電影處女作《心迷宮》曾為他贏得了獎項和贊譽。

忻鈺坤為這部新片取過四個片名。最初的《尋山》和《山野追蹤》簡單直白，第三個片名《惡人》契合影片內(nèi)涵，然而備案時發(fā)現(xiàn)已被占用，于是有了最終的片名《暴裂無聲》。

這對矛盾的詞組，正是男主角張保民的寫照——他脾氣暴躁，和工友玩撲克都能打起來；卻又沉默寡言，在整部電影里沒說過一句話。

影片山區(qū)的原型是忻鈺坤的家鄉(xiāng)，北接陰山、礦產(chǎn)豐富的內(nèi)蒙古包頭。他第一次感知礦山世界，是高一參加軍訓時。“軍訓基地北邊有很多山，離著特別近。之前聽到山上有悶響，很多車拉著礦石進進出出，就很好奇他們在做什么。有一天早上，突然一聲特別大的巨響，就看到北面的山被炸平了一半。”

在忻鈺坤的印象里，之前的爆炸都發(fā)生在戰(zhàn)爭時期。后來他知道那是在開礦——山石里含有有色金屬，把山炸開之后，大的石塊被車拉去破碎，破碎完磨成粉末，提煉出各種金屬，最終變?yōu)樨敻弧?/p>

跟礦山一同炸開的，還有財富催生出的欲望。“開礦的利益是你想象不到的，真的可以一夜之間不一樣，成為百萬、千萬富翁，那對人的心態(tài)的沖擊和吞沒，就像姜武飾演的昌萬年一樣，他一旦掌握了權力，到了另一個階層，想要的東西就不一樣了，手段也不一樣。”忻鈺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影片的背景設定在2004 年冬天。“那正好是開礦最猖獗的時候，各種問題矛盾集中顯現(xiàn)。”而劇情則融入了忻鈺坤收集到的種種真實案例。比如礦老板開礦欠了錢被村民或有利益沖突的人綁架了。最常見的是礦與礦之間，無意中侵犯到對方的利益，一方就會找人搗亂、破壞。

忻鈺坤認為，礦區(qū)呈現(xiàn)的完全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真的是你翻過一個大山，突然發(fā)現(xiàn)那里有一座城，大家都在那里住了幾十年，那個城的一切都圍繞著開礦。”

正在親歷那次“暴裂”之后，忻鈺坤腦海里時常出現(xiàn)一座迷霧中的殘山。在影片的結尾，忻鈺坤復原了那座山。

1

“明明能說話，我就不說”

在最初的劇本里，男主角張保民是有臺詞的。

“他不愛跟別人交流，有一點點倔勁，但還是說話的。”忻鈺坤在改劇本的時候發(fā)現(xiàn)，張保民的核心臺詞不到二十句，他忽發(fā)奇想，“如果刪掉這二十句會怎樣呢？”

刪完所有臺詞，忻鈺坤認為張保民不能是一個啞巴，如果是啞巴，他還是會用手語，甚至寫字給別人看。而忻鈺坤設想的是，張保民年輕時因為跟人打架，自己把舌頭咬掉一截，從此不愿意開口說話了。“比起一個簡簡單單的沉默的人，你能知道這個人心里的那股勁：‘明明能說話，我就不說。’”

這樣的設定意味著放棄了展現(xiàn)人物性格的一種可能性。

宋洋此前擅長的角色是古裝俠客，曾在徐皓峰導演的《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中出演男主角。“之前拍武俠，即便你慵懶地坐在那邊，身上也要投入一種氣場。”宋洋說，“現(xiàn)在要把這些東西全部都丟掉，去做另一種生活氣息下的人。”

起初，宋洋刻意模仿當?shù)卮迕竦淖呗纷藙莺托袨榕e止，導演沒攔著他。“繞一個圈才發(fā)現(xiàn)用處不大，”宋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設計一個人物的習慣動作，除非這個動作我天天做，做幾萬回才能變成我的習慣。我們更多時候是去理解這樣社會背景下的人，他當時的處境。”

宋洋試著混進村民里。“沒有人以為我是演員，后來他們一看在拍我，過來問，我說我是隔壁村的，正好被他們抓到當群演。”宋洋得意地說，“到第二天第三天，導演在現(xiàn)場找不到我了：‘人呢？’其實我就站在邊上。”

事實證明，“不說話”的設定，為電影帶來的好處比限制更多。由于張保民不直接用語言溝通，容易引發(fā)更多矛盾，他用拳腳抗爭的暴烈性格也變得更加合理。“他扎瞎了老丁，背上了巨額的賠款，只能去外地打工。他老婆下床，走兩步就要敲敲腿，孩子又走失了。他在這樣一個生活環(huán)境里面，還在為自己做過的事情還債。”宋洋感嘆，“這個在生活中被推著蹌踉往前走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你推我，我就會回頭咬你一口。咬完以后，我還是只能踉蹌著往前走。”

宋洋認為，張保民這個角色，使整部電影具有了草根英雄主義的色彩，而張保民身上甚至閃爍著些許人文關懷。

在尋找兒子的路上，張保民在礦區(qū)碰到一場群架，很快就卷入其中。忻鈺坤分析，因為張保民不愿說話，只能用暴力代替解釋。正是因為這種性格，張保民戲劇性地步步逼近事情的真相。

2

“到底誰是惡人？”

在后期剪輯時，忻鈺坤曾考慮把片名改為《惡人》：“觀眾會想，到底誰是惡人？”

影片開頭，張保民像個惡人，他不僅在礦井下與工友打架，還曾經(jīng)在一次爭執(zhí)中用羊腿骨戳瞎了屠夫丁海的左眼。

事實上，張保民和丁海的那場舊怨，是因為有商人開礦要征用他們的地，張保民不肯拆遷，其他拆遷戶因此拿不到補償款，于是圍毆張保民。

采礦業(yè)的魔爪還是伸向了張保民所在的村子。洗礦的廢水污染了地下水，導致村里的井水“味道越來越大”，張保民的妻子和另一位村婦都得了渾身水腫的毛病。村主任對水污染心知肚明，卻置身事外，還曾討好礦業(yè)公司的打手。

操控這些打手的，是鴻昌礦業(yè)公司的老板昌萬年。影片中，姜武飾演的昌萬年以慈善家的面貌出場，不僅出資為村里的小學修校舍，還讓校長取消學生們的歡迎儀式，以免把孩子們凍著。

姜武認為，昌萬年的舉動在某些瞬間仍然是真實的。“昌萬年突然有了錢，在別人面前，他是善良的，甚至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然而，昌萬年的另一面很快顯露出來。在小學時，他穿著闊氣的駝色風衣，記者來拍照時，他立刻換上了樸素的黑色夾克。

“ 這就是這種人有意思的地方，”姜武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我來參加這個活動，我得體面，讓你覺得咱倆不在一個層次，我是來幫助你的。照相是要留給別人看的，我的這種想法不能讓別人看透，我必須打扮成跟你一樣，我是跟你一樣普通的人。”

昌萬年屬于采礦熱潮中的暴富階層，他坐擁礦業(yè)公司和商業(yè)地產(chǎn)，用歐式裝修、古典音樂和狩獵標本裝點自己的品位。寫這個電影劇本之前，忻鈺坤曾經(jīng)在一本時尚雜志中讀到中國富豪去國外狩獵的報道，文中還介紹他們花很高的價錢把獵殺的動物做成標本，運回國內(nèi)收藏。

“翻到最后一頁，那個記者說這個老板位于內(nèi)蒙古包頭某條大街某棟寫字樓。我一抬頭，那個樓就在我們家對面。”忻鈺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原來這樣的人就在你身邊。我們以前覺得他大不了開個豪車，泡個夜總會，其實他有更深層的心理需求。”

創(chuàng)作《暴裂無聲》時，忻鈺坤把這些素材都用在昌萬年身上，這也激發(fā)了姜武的興趣。他甚至覺得劇組給昌萬年準備的品牌西裝還是“不講究”。

“真的講究是私人定制。我找的是給貝克漢姆、克林頓都做過西裝的設計師，設計了三套，你看到的這種西裝、大衣、襯衫，全是定制的。”姜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拍戲途中，他又找發(fā)型師朋友設計了卷發(fā)的假發(fā)片，修飾昌萬年過高的發(fā)際線。

“他的‘高雅’被過分強調(diào)，就像一個人玩命地炫耀一種東西，可能這種東西是他非常缺的。昌萬年雖然是有錢的煤礦人物，但他不愿意把自己弄成和那些人一樣。‘我是不一樣的，我雖然干這個，但是我有文化。’”

如此裝扮的昌萬年在裝修奢華的私人宴會廳里吃著涮羊肉，腳上卻是一雙布鞋。“他平常穿的西裝、吃的肉、抽的雪茄，那種排場，其實都是給別人看的。”姜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骨髓里還能看出原來的生活習慣。”

姜武理解的昌萬年有一種不狠不行的勁道。有一場戲，他需要拿煙灰缸砸手下的人，后來看到成片，連他自己都覺得狠、瘆得慌。“如果不這樣，可能我就被他弄死了。”

影片中，昌萬年涉嫌的非法采礦案正在審理，檢方從昌萬年的原代理律師那里獲取了重要證據(jù)。當危機降臨時，昌萬年把原代理律師騙到野外，意圖殺人滅口。這場戲，姜武不再戴假發(fā)片，也脫去定制西裝，換上狩獵服：“我今天就是這樣，你死我活，不需要去裝飾了。”

在姜武看來，《暴裂無聲》圍繞著三種人之間的斗爭展開，而這三種人可能代表了三種階層——昌萬年算上層，律師代表了中產(chǎn)，張保民是底層人物，忻鈺坤希望能夠展現(xiàn)出鮮明階層的狀態(tài)，以及這種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背后的驅(qū)動力。

忻鈺坤沒有回避對惡的描寫，但他認為，惡的層次不一樣，導致的問題也不一樣。“一上來覺得張保民是惡人，看上去昌萬年是惡人，但是最終你會覺得原來律師是惡人。”

▲宋洋飾演的張保民不愿意開口說話，受到欺負從不手軟。在偶然卷入礦區(qū)一場群毆后，張保民意外地遇到了傷害自己兒子的真兇。（劇組供圖/圖）

3

“蒙”，實際上是字形相近的“豢”

影片結尾，張保民的兒子從一個山洞深處走出來，但根據(jù)此前的種種線索，小男孩已經(jīng)兇多吉少。

《暴裂無聲》最終并沒有具體交代張保民兒子的命運。

“事件往前推進，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孩子到底去哪了。通常這樣一部片子到結尾一定要告訴觀眾孩子去哪了，觀眾的期待得到釋放。”忻鈺坤微笑，“我覺得那是就事論事了。”

劇中細節(jié)暗示出，張保民的兒子是被昌萬年射箭誤殺的，而昌萬年的代理律師徐文杰以作偽證為交換，收取昌萬年的高額賄賂。

但在忻鈺坤看來，電影并非告訴觀眾兇手是誰，而是兇手會怎么選擇。

“重點不在于孩子是怎樣被誤殺的，而是徐文杰作為中產(chǎn)，怎么發(fā)揮承上啟下的作用。然而在孩子被誤殺的現(xiàn)場，他在收黑錢，接受這樣的利益，就肯定有不公的事情要發(fā)生了。”忻鈺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個不公的事情，與其展現(xiàn)一個孩子生命的消亡，不如在一個更大的意義上讓觀眾思考，片子里的那些孩子就是未來，他們都被攪拌在今天的問題里面。今天，沒有太多人想關注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態(tài)，《暴裂無聲》對階層的探討其實也是這樣，不是我們一個利益共同圈的人，我們就不關心，沒有那種同理心。”

忻鈺坤認為，即便像張保民這樣的底層人，也只關注自己眼前的利益——會爭取一個月幾百塊錢的分紅，因此產(chǎn)生紛爭，甚至卷入群毆；卻對開礦過程中產(chǎn)生的廢水污染視而不見。“大家都圍繞著各自的眼前利益，開礦、炸山能賣多少錢，律師能掙多少錢，底下老百姓能分到多少錢。”

對于故事發(fā)生的地點，忻鈺坤做了隱喻性的處理。片中出現(xiàn)的車牌號，乍一看以“蒙”（即內(nèi)蒙古）打頭，實際上是字形相近的“豢”。昌萬年的越野車，牌號是豢AS8888；徐文杰的小轎車和昌萬年手下的面包車，牌號前兩位是豢B；張保民的男式摩托車，牌號前兩位則是豢C。

片中，在昌萬年的辦公桌上，有一個形似礦山的金字塔擺件。“導演選擇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們倆一看也都明白，”姜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些東西完全是巧合。”

張保民的兒子失蹤后不久，昌萬年派手下綁架了徐文杰的女兒。影片結尾，徐文杰昏厥的女兒被喚醒，張保民失蹤的兒子仍然不知其蹤。沉默的張保民站在一座礦山前，山體忽然炸裂。

這是影片中唯一的一段特效。忻鈺坤原本想實景拍攝現(xiàn)成的炸山場面。劇組去選景，去到的所有礦都廢棄了。“內(nèi)蒙古很多礦都不做了，因為鐵粉包括各種有色金屬價格在下降，開工就賠錢。”

影片中的2004年冬天，也是國家嚴格監(jiān)管采礦的前夜，從那以后，包頭礦區(qū)隆隆的爆炸聲日漸稀少。